美联储回归常规加息幅度:美元或继续走弱,人民币有望维持强势******
澎湃新闻记者 侯嘉成
北京时间2月2日凌晨3时,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由4.25%-4.5%上调25个基点至4.5%-4.75%,符合市场预期。这是美联储去年3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首次放缓加息幅度至25个基点。美联储重申,预计继续上调目标区间将是合适的。
去年12月,美联储首次将本轮加息周期的加息幅度放缓至50个基点。美联储已在2022年加息7次,累计加息幅度达425个基点,加息速度为近40年来最快。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加息周期中单次加息的常规幅度。这种温和的加息节奏,有利于经济体系渐进适应紧缩的货币环境,同时也能达到抑制通胀的效果。
“通胀率自去年8月开始下降,近期数据显示通胀率已然见顶。此时加息节奏回归常规当属合理。”胡捷表示,去年有50基点和75基点的加息幅度,背后的原因是前期对于通胀上升趋势和速度的低估,导致没有及时加息,以至于后期以超常规步伐加息,挽回局面。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去年12月CPI同比增长6.5%,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小同比涨幅,也是美国CPI同比涨幅自2022年6月创出40年来峰值9.1%后连续6个月下降。
同时,美国去年12月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同比增长5%,弱于前值的5.5%,为连续第六个月放缓;核心PCE物价同比增长4.4%,同样弱于前值的4.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分析师白雪对澎湃新闻表示,最近通胀数据持续下行,进一步缓解了美联储收紧压力。美国12月CPI和PCE物价指数已同比连续六个月持续回落,其中CPI环比首次转负,薪资增速也在稳步趋缓。
白雪表示,在供应链压力不断缓解、内需降温的作用下,通胀已初步形成温和回落趋势,美联储超常规大幅加息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此外,多个月度经济数据转弱、先行指标的下滑,也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已开始显现。这将支撑美联储自2月起恢复常规加息幅度。
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录得1.18%,较疫情前0%左右的水平仍有明显上涨,但较2021年底4.3%的水平确实有所下降。
美国通胀的韧性何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劳动力数据依然强劲,但近期的就业报告显现了“积极的迹象”,但“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通货收缩并未以牺牲劳动力市场为代价,这是一件好事,”但鲍威尔说,美国经济仍处于缓解通货膨胀的“早期阶段”。
展望通胀前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兼副院长、教授王晋斌对澎湃新闻表示,通胀下行是比较明确的趋势,但是不会很快降到美联储的目标区间。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有所降温,但去年12月工资收入的年率同比涨幅超过4%,仍能够支撑美国的消费和通胀。通胀下行到4%左右的水平时,或将保持一定的韧性。
“现在能源、食品等供给冲击的价格因素减弱,给了美联储聚焦劳动力市场来控通胀的机会。”王晋斌说,通过观察工资水平、失业率、劳动服务类产品的价格变化,美联储能够聚焦,货币政策就不太会“错杀”总需求。从该视角来看,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概率可能在增加。
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曹誉波对澎湃新闻表示,因为能源价格回落,美国通胀压力得到明显缓解,但分项数据看,房租和服务业的通胀仍在攀升,这说明通胀压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具备粘性,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认为美联储需要保持较高利率甚至加息的理由之一。
具体看劳动力市场,白雪表示,供给不足仍然令美国劳动力市场保持“边际降温但依然偏紧”的状态,这意味着住房通胀的黏性,以及劳动力市场支撑下的薪资增速,将仍然对通胀,尤其是核心通胀的回落速度和幅度形成较大制约。预计2023年年末美国CPI同比有望回落至3%-3.5%区间。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还有可能吗?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政策利率大幅上涨,但他对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希望仍然存在。
“我仍然认为,在不出现经济大幅下滑或失业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有一条途径可以让通胀率回到 2%。”鲍威尔说。他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呈现正增长,即使它会下降到一个“缓慢的节奏”。
从经济数据看,美国去年4季度GDP意外走高,主要是服务消费良好。
曹誉波表示,由于服务消费具备长尾效应,且对利率相对不敏感,后续可能继续支撑美国经济。但零售、工业产出、房地产销售等较“硬”的数据表现不佳。综合来看,美国经济面临“软着陆”风险。
胡捷表示,依照当前通胀的态势和对联储加息节奏的预判,预计经济数据急剧下滑的可能性很低,今年的GDP增长将为0.5%左右,失业率将在4%-5%,年底通胀为3%-4%。
白雪表示,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进一步走弱,预计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难以避免,但经济仍有韧性,这将令衰退的时点偏晚,大概率不会在上半年出现。
“从最新公布的2022年四季度GDP数据来看,剔除库存变动和净出口的最终私人销售——即衡量美国经济核心经济动能的指标,已降至2020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结合PMI等领先指标的不断下滑,以及多项月度数据的回落,表明美联储持续紧缩对内需的抑制作用已经开始显现。”白雪说,2023年随着上半年加息进程的持续,高利率和经济衰退预期将明显对投资形成抑制,加之疫后服务消费的修复红利逐渐消退,消费动能将进一步回落,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难以避免。
白雪还表示,服务消费支撑下,美国经济并未失速:2022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速为2.1%,仍位于长期趋势之上。2023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将支撑薪资增速保持上行,叠加超额储蓄以及消费信贷支撑,以及通胀的下行,短期内消费仍有保障,美国经济将维持较强韧性,下行速度可能偏缓,上半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低。
加息进入“尾声”?资产走势几何?
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看,王晋斌表示,一年来除了日本央行没有加息,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较大幅度或比较密集的加息。现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开始进入加息的尾声。
目前,IMF预计全球经济产出增速将从去年的3.4%放缓至2023年的2.9%。王晋斌表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风险资产的价格是利空;但是总体上,由加息带来的风险资产价格承压将减少。
胡捷表示,今年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将持续收紧,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有可能转向。全世界持续进入货币紧缩、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
“由于美国一马当先引领加息的态势不再,美元指数大概率呈现震荡态势,上升乏力,且有下行压力。由于美元加息路径和步伐逐渐清晰,且大概率在年中结束,资金面收缩程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逐渐褪去,因此美股的价格已经开始筑底,最迟年中重新进入牛市。”胡捷表示,全世界经济放缓成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价格总体承压。
值得注意的是的,本周是“超级央行周”,除了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等主要央行都将在本周召开2023年度第一次议息会议。
“整体来看,上述央行都已处于本轮加息的尾声。相比较而言,欧洲央行相对更为鹰派,一是尽管能源价格回落,欧元区通胀压力依然严峻,二是欧元区经济数据持续转好,给了欧洲央行加息的底气,三是欧洲央行公开发言也相对鹰派。而英国则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即使经济数据也转好,但仍呈现出衰退性特征,且金融市场脆弱性风险较大,英国央行的加息较为谨慎。”曹誉波表示,从外汇市场看,欧元相对强势,英镑相对偏弱,美元已从去年的高位大幅回落。
行情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已从去年114.7的高位回落到目前的100.9左右。
白雪也表示,预计欧洲央行仍将保持收紧步伐。同时,日本央行为遏制通胀飙升,2024年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强——12月意外扩大目标收益率波动区间已透露出这一趋势。由此,美国与欧洲、日本等央行货币政策的边际分化将推动美元指数在2023年继续回落,这将助涨欧元、日元等主要非美货币。
国内方面,白雪表示,虽2023年上半年海外维持收紧态势,但在国内物价形势整体稳定背景下,国内政策仍有充分条件“以我为主”。
“短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仍将延续稳增长取向。人民币汇率有望在2023年步入升值通道:一是在美联储加息放缓、年中前后有望结束本轮加息的背景下,2023年美元指数将大概率延续下行;二是疫情影响显著弱化、稳增长政策力度加大背景下,2023年国内经济基本面将有较大程度修复。”白雪说道。
白雪表示,外部压力趋缓,叠加内部因素的改善,将支撑人民币汇率在今年扭转去年的贬值局面,转为上行。预计202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枢有望达到6.6附近。这对于缓解资本流出、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将是一个有利因素。
东西问丨吴家玮: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中新社旧金山12月15日电 题: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吴家玮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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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批中国留学生走出国门求学,中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日趋紧密。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教育如何助建中美桥梁?中新社“东西问”专栏近日专访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请他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玻璃天花板:吴家玮回忆录》中提到“打破学界的玻璃天花板”。在这一过程中,您华人身份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吴家玮:我在美国的教研之路完全是沿着学界惯例走过来的,可以说是“循规蹈矩”。我30多岁当上系主任,40多岁当上院长、校长,于是被人说成是“打破了玻璃天花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华人,我遇到过挑战,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期间感受尤深。
旧金山历来是一座多元且较为复杂的城市,旧金山州立大学是该市唯一的公立全科大学,学校的“一把手”难免处于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来了一位在儒家思维中长大、另有一套管理模式且不太听话的华人校长,很多人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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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教研之路上,华人身份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否则就不会碰上“玻璃天花板”了。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当校长期间,儒家思维为我的管理模式带来一些积极影响。我常跟副校长、院长、教授代表等10来个人开会,讨论各种议题。众人意见不一致时,会展开讨论、辩论或是争论。如果讨论半个小时后还僵持不下,美国同事们就忍不住了,接下来就要求通过投票结束争论。而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某一个建议,才是较好的结局。这个时候我会说,我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多谈谈总可以在各种不同的见解里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看法。因此我主持的会议尽管时间很长,但最后总能得到一个支持度相当高的共识。
中新社记者:美国高校的工作经历,为您在科大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
吴家玮:我回国前夕,香港经济面临转型,必将注重科技。当时,香港将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一国两制”政策也已确定。在此背景下,一群有学问、有经验、有理想的学者决定放弃国外的丰厚资源和舒适生活,凭可贵的团队精神在香港创办一所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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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在圣迭戈加州大学当博士后,十载后重回原校担任院长。那段经历让我认识到,要办好一所大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依靠真正一流的人才。我们在创办科大时,就是全力寻找各学术领域的一流人才加盟。
另外,圣迭戈加州大学的博雅教育理念对我在香港科大的工作也有启发。当时,港英政府只允许我们办理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但我坚持同时要办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还希望每个学生主动参加文化、体育及团队活动。学校一定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算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可以扩展年轻人的视野,理顺他们的逻辑,赋予他们深入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思想狭隘的人很难做到真正的创新,没有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环境,科技也搞不好。
中新社记者:您曾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工作,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提出“香港湾区”以及“深港湾区”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方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哪些经验?
吴家玮:旧金山湾区各种类型的高校都有,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建设也一定要多元化。最好能够平衡发展研究型、教学型、专业型、普及型等各种类型的高校。至于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人文创作和社科教研同样重要,多种学科都要大力发展。研究型的高校必须注重教学,教学型的高校也不能忽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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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高等教育不能一面倒地聚焦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也绝对不能忽视。中国过去经济落后太久,需要飞速发展,赶上发达国家,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量应用型人才。但非常关键的基础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科技创新和突破的基石与载体,是时候大力度发展基础研究了。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教育在哪些方面可以实现互鉴?
吴家玮:西方发达国家因各自的历史和背景不同而发展出各有特色的教育模式,法、德、英、美等国的教育制度差别很大。在向西方借鉴的过程中,中国要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善加选择,发展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
最近几十年,中国高校数量急剧增加,水平相应提高。目前,中国每年普通、职业本专科招生人数在1000万以上,硕士生以及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分别超过100万和10万。有人说中国毕业生太多,导致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我认为现在的高校数量和招生规模相当合理。中国有3000多所高校,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高校数量却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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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发展不平衡。美国的优秀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但中国最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沿海几个大城市。五湖四海的“高材生”被吸引到这些大城市,毕业后大多不愿回老家。中国迫切需要推动教育、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地域间均衡发展,让欠发达地区对人才具备吸引力。
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适度引进符合国情的博雅本科教育。同时,应该像西方社会那样,摈弃对大学排名的迷信、对论文和专利权数量化的追求以及对学者名衔的过度崇拜。
反向来看,中国一些教育理念也值得西方学习。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世界逐步盛行“个人主义”。而儒家推崇“集体”意识,为人在修身之余,必须关怀和注重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集体幸福。这些意识启发于教育。
中国一些教育方式同样值得西方借鉴。我曾看过一档英国电视节目,有一组上海的高中教师到伦敦一所高中教学。老师走进教室,学生要站起来齐声喊“老师好”。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交谈,课后还有很多作业。英国学生刚开始对这套教育方式很不习惯,但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但开始欣赏中国老师的教育方式,连考试成绩也提高了很多。
中新社记者:您的回忆录《同创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里,有一个章节是“助建中美桥梁——走向老家”。在您看来,教育应该如何助建中美桥梁?
吴家玮:我写这本回忆录的时期,确实还是以学术交流合作助建中美桥梁的好日子。中国落后和僵化多年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一些有理想的优秀留学生、学者在西方吸取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然后走向老家,在国家重启、发展的征途上作了不少贡献。同时,美国的科研也需要中国的人才。在这个阶段,两国一些科研合作相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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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也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国学习。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到中国发展,学习中文的美国人逐步增加。这些人到美国公司的中国分支机构任职,并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本领,然后走回自己的老家。
但是,现阶段美国政治状况不容乐观,内部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令政客们以寻找外敌的手段来争取选票,中美学术交流难免受到影响。现状能否改善,要看美国的政治态度。美国学界也需努力跨越障碍,让两国的学术交流尽快恢复到过去的良好状态。
中国学界除尽可能恢复与美国学界合作外,还必须扩大国际交流的范围和对象,大力加强与欧洲、东南亚等地以及“金砖国家”的学术合作,在“一带一路”上多建“桥梁”。(完)
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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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6年,吴家玮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及天文学系主任以及圣迭戈加州大学热斐尔学院院长,并于1983年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大学首位华人校长。1988年,吴家玮受邀回港,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供职时间达13年。
回香港后,吴家玮曾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顾问委员会委员、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主席以及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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